巴塔耶
[英]保尔•赫加迪著
王立秋 试译(未校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05级本科
[译案]本文译自保尔•赫加迪：《乔治•巴塔耶 核心文化理论家》书中第一
章“导言”，意在为国内极其薄弱的巴塔耶研究添砖加瓦，翻译本出于兴趣，用力虽巨但难免不专业，仅作抛砖引玉。为保持文章独立性，翻译时特删去了对全书各章节的说明。
乔治·巴塔耶同让-保尔·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以及米歇尔·福柯一样，同属20世纪思想史上的核心人物（figure）。世纪不同阶段里阶段，他们中总有人主导法国思想，扮演maître à penser[1](思想大师)的角色，其中萨特就是一个典型。但用这样的术语来勾勒巴塔耶的形象有失偏颇——终其一生，他更多地是个处阴影中的模糊存在，为哲学和美学界人士所熟知，在更广大的范围却无人知晓。类似的还有波伏娃，也总在其终生伴侣萨特卓越影下。然而自1962年去世后，随着其著作对当今时代核心作家影响的逐渐彰显，巴塔耶作品之意义也越来越重大。
虽然包括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让·鲍德里亚在内的思想家，都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巴塔耶的阅读，但其穿越他人文本显现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上述这些作家的显赫名声，使得有必要对其文本中涉及的人物（如巴塔耶）进行重新评价，事实上，这些作家进行的阅读也被证明为一种巴塔耶之写作——引入并使之成为先驱。
除了这种显见的影响过程，由于巴塔耶之写作看起来带着当代理论（后结构主义，相近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特有的语调，他也可以被视为超前于他的时代（哈贝马斯在《通往后现代的法国路径》中，或许出于对他贬低，给出了这种看法）。[1]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人总是业已“超前于他的时代”——只是“完美的未来”还有待判断。而实际上，巴塔耶的例子恰好有力地印证了他那代作家们的宣告：一部作品中无物可被继承，也无物可忠实地表述其作者。作者存在于“他的”缺席中：这缺席便是写下的文字；文学上的死亡（及后继）之缺席；以及古典批评如此珍视以至于必须加以创造的作者“自己的观点”之缺席。
这样种宣告带来的结果，使我们发现与我们可怀疑作家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循环（因为我们总是不得不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进行回顾），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能把自己从要在某一作家的文本中“找到”真的、确切来源的荒唐行径中拯救出来。用实践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忘记巴塔耶曾阅读并写作黑格尔，马塞尔·莫斯，或者尼采，但同时应拒绝把它们视为塑造“巴塔耶思想”的决定因素，因为对于后来者而言，巴塔耶的文本受诸如德里达或福柯等晚近作家的“影响”与受他们的影响一样多。正如我们后面即将看到的，巴塔耶（经由莫斯和德里达）自己也指出这一点——旨在让我们重新思考受益/债务(indebtedness)的途径，如此，这便不再是对“把一切归功于”的回答，而是针对礼物(gift)、收据(receipt)、债务(debt)的公开过程。
如果没有“作者”，也没有其真实意图和来源，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作品背后的人”呢？能，但这从作品的“正面”背后浮现出来的“人”，自身亦是一构成物。无论在何处，这“作品背后的人”看似更多地由作品而非巴塔耶来建构。米歇尔·西尔亚(Michel Surya)的将成为巴塔耶权威传记的作品，《乔治·巴塔耶：死于作品》(Georges Bataille:la mort à l’ œuvre)，对从巴塔耶著作中散发出来之物几乎不置一词。[2]作者，作为那“人”，仅仅在作为作品的影响时才重要，而这作品建构自身——对于巴塔耶而言，这一建构过程始于其死后不久1963年《批评》(Critique)的特刊号（《批评》195-196：《向乔治巴塔耶致敬》Hommage à Georges Bataille）。只有在人之缺席中作品才
能够出现，被标记的作者之缺席只出现于作品的在场中，这样作品变成存在的作者的缺席（在这种场合下，存在一个文学上的例子——巴塔耶的色情小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公开了作者的身份，而之前则作者一直保持匿名状态。）全部作品(œuvre)只在完成的意义上才能出现（尽管巴塔耶的作品反抗封闭以完成），总之，作者不得不以超出等待《作品全集》(œuvre complètes)被承诺出版的时间来继续等待其作品的出现。在他死后8年，巴塔耶《全集》第一卷于1970年得以出版，整个序列的出版的完成一直等到1988年。
在这篇导言中，我计划将传记的内容简化至最少，把它们当作创（product）而不是全部作品(œuvre)来源来看待。如果那“人”巴塔耶被简化，甚至就影响而言被否定，那么，何谓“乔治·巴塔耶”？这亦是一作品之建构——乔治·巴塔耶存在于一个距离之外，通过且只通过其作品来存在。任何由真实巴塔耶使用的“我”都不具任何关联的意义，而只从（永远的）命名，逐渐形成的称谓“我”中得到意义。同时，说这意味着他仅仅是“文本作用”(textual effect)将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夸张表述(caricature)（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没有能力形成这样的夸张），在我们面前的“乔治·巴塔耶”是这样一种效果
——控制机制允许我们推测对文本（text）、著作(work)、全部作品(œuvre)负责的真实“乔治·巴塔耶”的存在，使之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及人物(figure)一词——它不仅指涉一种人格的存在，也指涉一种由文本引发的作用。[3] 乔治·巴塔耶这一“人物”包括其“生活与著作”，但将他视为真人人物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承认重构(reconstruction)，著作，以及作为巴塔耶的全部作品(œuvre)的存在。
巴塔耶于1987年出生在多姆山省的比昂，童年大部分时间在莱姆渡过。父亲梅毒病向晚期的不断恶化与那些年母亲的耐心主导着他早年的生活。巴塔耶利用许多他对父亲的印象（来写作），认为它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色情小说《眼球的故事》而言(The Story of the Eye)——因此书中的“巧合”部分（69-74；全集I，70-8）勾勒出父亲这个幽灵存在的草图。这个父亲逐渐变得更加盲视，不能自理，并逐渐失去健全心智以及与社会联系的能力。显然，精神分析师会说这就是一切的根源。巴塔耶自己向精神分析师提
供了他早年家庭生活的映像，但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这份自我分析呢？《眼球的故事》附录的上下文中，这不正构成对精神分析话语的攻击么：如果“象征”总是那么明显，精神分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本来巴塔耶自己确实相信精神分析能够有所贡献，但其写作却持续地超越精神分析希望设定的边界。[4]
尤其是他关于超现实主义作出的观点，即如果超现实主义的规划旨在带出并解放“真实自我”，那么它将是一种错位（具体参见《讨厌的老太婆》The‘Old Mole’和《“超人”和“超现实主义者”两词的前缀“超”》The Prefix Sur in the Words Surhomme [Superman] and surrealist），[5]这难道不是在说，再现的父亲是一个已经造就的神话么？那个瞎眼、大小便失禁的父亲取消了精神分析（因为没有任何残余的无意识，甚至无物是神秘的），以及他试图再赋予父亲这一人物的权威。
巴塔耶早期生活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它与天主教的关系，他1941年皈依天主教。这一阶段以某种禁欲主义为标记，而后来他又（表面上）拒绝了这种禁欲主义。1918年他从宗教的角度写了《莱姆圣母院》“Notre Dame de Rheim”，哀叹被炸毁大教堂的悲剧。德尼·奥利耶(Denis Hollier)在《反建筑》(Against Architecture)（特别是3-13）中由此引申，把巴塔耶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归于对这部作品的拒斥，而这种拒斥又引发出对建筑的攻击，建筑一词被看作组织化的思想和社会体系之符号（与结构）。[6]毫无疑问，这篇文
章[2]的幽默感将单独地说明巴塔耶对自身存在的“遗忘”，同时其意义很大程度上讲是消极的，它的确指出“天主教徒巴塔耶”当时在思考什么。1920年巴塔耶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已经终结（最后的断裂直到1923年才发生）。在赴英国怀特岛神学院[3]过程中，他失去了信仰，空虚开始（不）取代上帝的存在。
20年代起巴塔耶开始接触尼采的著作，同时开始担任案卷管理员职务。关于巴塔耶人们常常谈到一个趣闻是图书管理员和色情小说作家间外表上的两义性（而且哲学远比小说要奇怪得多）。就算这种两义性代表了巴塔耶，这两种职业并置引起的滑稽和荒谬并没有对他的哲学造成冲击，后者始终把非宗教的世俗世界与“另外的”时刻——牺牲，死亡，违反，色情的时刻——交替换位。跟据西尔亚的记述，（对于巴塔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二重的影像都具有巨大的普遍意义。相关熟识巴塔耶的人们暗示他在工作中表现得缺乏激情，而且经常缺席——因为他“用生活实践他的哲学”(live his philosophy)，无节制地消耗大部分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令人失望，因为图书管理员/违规者的张力仅仅让步于一个更多是存在主义的幻象——一种某人“实践”(realizing)他们的哲学，真正确实地。不管西尔亚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努力是否正确，某种介入(engagement)的问题至少被提出来了——以把某人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术语表述。把这一问题扩展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便是，在巴塔耶任一个想法中的任一个信念都呈递出的，关于率真行为的孩子气问题（但孩子气的不等于错的或是坏的……）。
许多重大友谊或关系在这一时期得以结成：与米歇尔·莱利(Michel Leiris)，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波瑞斯·苏瓦琳娜(Boris Sorvarine)，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以及作为团体的超现实主义者，包括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棘手的关系。此外，巴塔耶还在列夫·舍斯托夫(Léon Chestov)门下学习，后者正试图在尼采，萨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基督教的某些要素间建立联系。对于巴塔耶，说这个直接的思想群体将成为他哲学上持续期望的并在他一生中持续存在的某种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巴塔耶作为20世纪法国思想中心的可能位置因这些关系而得到强化，不管有关论者强调其
前辈、同时代人还是后继者。我将提出这样的观点，即这些关系中有的在实际上比其他关系更加相关，且确实希望降低超现实主义可觉察的重要性。这些“重要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来自“超现实主义”（作为有组织群体）的衍射，来自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中对巴塔耶的中伤，即指责巴塔耶事实上把超现实主义带得太远。同时巴塔耶也看到超现实主义表面上的优点，而且他发现这是无用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术语构成的不仅仅是批评）。这不是说巴塔耶不能被复原为超现实主义的一部分（从《眼球的故事》到1961年出版的《厄洛斯的眼泪》The Tears of Eros，其中明显含有某种类似超现实主义之物的肯定Valorization[4]），只是说明在巴塔耶一方缺乏那种忠诚，而且并不赏识看似必然出现的超现实主义。
20年代末期出现巴塔耶最初那批著作，与超现实主义一定距离外，这些著作可以被看做是“超现实的”。其中有《太阳肛门》(Solar Anus)——目前尚在争论之中的一个观点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巴塔耶的所有“核心观念”都出现了——；《眼球的故事》；围绕《松球之眼》(The Pineal)概念的各种文本。[7]《太阳肛门》和《松球之眼》都试图把肮脏(dirt)、破坏(destruction)、色情的观念引入思想——以最终寻求使思想瓦解的方式。《眼球的故事》是托假（罗德·奥修Lord Auch）写就的，这是一个被以亲切方式讲述，在其中感觉(sensation)、死亡(death)、性(sex)、肉体排泄物(bodily excretions)、亵渎(blasphemy)、牧师色情的窒息(the erotic asphyxiation of a priest)以及公牛睾丸（bull’s balls)一起出现的故事。[8]也在这一时期，巴塔耶第一次参与了特定公共企业——杂志《文献》(Document)，这是一原本坦率的人类学考古学杂志被巴塔耶改造成寻求以结合艺术及人类学方法，试图在哲学上理解过度行为实践中之神圣的杂志。这份杂志后来变成某种自称以理解某类行为为目标，而与构建客观文献相反的东西。
这种对杂志的参与（包括，在《文献》那里撰写的大量文章）延续下来，从波瑞斯·苏瓦琳娜的《社会批评》(La Critique sociale)（激进左翼出版物）到《米诺陶》(Minotaure)（超现实主义刊物）。在30年代他还创建了两个组织：首先是反击(Contre-attaque/Counter attack)，意在联合持不同政见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这很像把他也自己的位置，至少在这个地方）。其次是阿赛法尔(Acéphale，也有译为“畸胎”的——译者注)（近似之意是无头人。这是巴塔耶和马松创造的一个神话形象，象征荒谬、非理性、牺牲的人，他将在死去的神苏醒时来临。它也可以意指无头之物，但他们确实暗示无头人）。
阿赛法尔是一杂志与一秘密社会团体的共同资源。作为杂志，它标志着巴塔耶向完全的牺牲、尼采式观点的转变。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它则很少为人所知，除了臭名昭著的一点——他们曾计划进行活人献祭。虽然表面上看是受害者是自愿的，但没有人愿意被牺牲。
因而，勾勒巴塔耶思想历程的一种途径即通过此类活动。另一种方式则以知识分子个体的相遇——这将把我们引向更深层次的、更准确的“合资”概念(joint venture)。30年代巴塔耶遇到了各种各样在那个时代（及以后）法国智识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遇到并与以下人物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罗杰·开罗瓦(Roger Caillois)，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皮埃尔·克洛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第一个焦点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主持的课程——他实际上把黑格尔再次引入法国思想中。到30年代中期，可以说巴塔耶围绕尼采和莫斯，以及科耶夫的黑格尔思想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结晶，并在继续吸收马克思和萨
德的思想。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耗费的概念》(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的一批重要文章，在挑战系统观念的同时过度观念也逐渐体系化。尽管这篇文章作为巴塔耶思想“更深入”要素的基础是可以探讨的，其作品特点之一便是有许多起始点和终结点，以及许多可能的核心概念。在被生产的文章内容层面以及包含其中的理论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系统”的不可约(irreducibility)——不能被规约进真正的系统，但有随处可见联结的观点。
这段时间写就的其他文章（可被视为对等的、自相矛盾的、生成的）包括关于尼采的论文，强调其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不相容，关于法西斯主义概况的论文，关于萨德，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地位的文章（《过度的景象》Vision of Excess可以作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或《全集》I及II）。此外，他还写了《正午的蓝色》The Blue of Noon[5]（此书直到1957年才出版），一个发生在西班牙内战前的关于醉鬼，色情和文学上的污秽(filth)的故事。
在所有这些之上增加一个回顾性的目的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的成立成为这一系列事件的顶点，该学院将上文提及的许多人物聚在一起，目的是在现实中创造其文本中出现过的“神圣社会社团”。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有巴塔耶，莱利和开罗瓦，但最后巴塔耶还是被抛弃了，主持了这一活动的终结。巴塔耶在理论上走得太远，而实践上又跟不上，使他看似是（所有人的而唯独不是巴塔耶的）见解。无论如何，在学院（名称是“社会学学院”）的最后一次讲演，表明巴塔耶至今一直在踌躇不前。这儿，最终地，他寻求把色情，牺牲，社团，死亡和礼物的观念相结合，只是尚还缺乏一种综合或计划。
穿越30年代的另一道轨迹在于：对“罗尔”(Laure)的特写，这是克莱特·贝诺(ColettePeignot)的笔名，巴塔耶之前已经与西尔维亚(Sylvia)结婚（后者之后与拉康结合），并生有一女洛朗丝(Laurance)。1934年他与克莱特·贝诺热恋，后者分享并激发他的许多爱好。她的作品及巴塔耶对之的评论，表明她并非简单地扮演着缪斯的角色，同时也积极地从色情与堕落之爱和死亡两个方面追求认同的丧失。[9]然而贝诺看起来比巴塔耶更多地受到这种下降和堕落的影响，她屈从[6]于疾病，于1938年去世——处于巴塔耶战时作品核心的真正死亡（因此另一个临时的核心开始了）。
巴塔耶看起来并没有积极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徘徊在疾病、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与保持每天的真实性之间。在许多方面，对于他关于牺牲和死亡伟大突发(conflagration)的作品来说，这场战争好像没有发生一样。通过写作，这场战争被标记为将成为《反神学大全》(Somma Atheologica)[7]系列著作，包括在其他文本中的《内在经验》(Inner Experience)，《有罪者》(Guilty)和《论尼采》(On Nietzsche)之创作。在《有罪者》中可以找到战争的痕迹，以及稍后的小说《教士C》(L’abbé C)，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致力于主体问题——关于“深度主体性”(deep subjectivity)中主体的丧失[8]，这种主体性严格地说即是空无(nothing)。巴塔耶试图通过消解在这种对抗中出现的控制企
图（如在存在主义中，存在主义试图忍受它）来对抗这一空无。这一时期表明巴塔耶作为接近一个规划î[9]观念的存在(being)（在那之中存在意味着在人生中，在哲学上达到某个目标），而之前没有一次如此接近这种观念——即便是去否认它，即便这个计划将成为规划性的丧失。
萨特抨击《内在经验》，同时回应了布勒东之前作出的批评，即巴塔耶“需要帮助”，因为他不幸地被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危险之物给迷住了，而且最重要（或最轻微）的是，他没有以规划的形式提供任何希望。[11]萨特也谴责了巴塔耶的神秘主义。作为回应，巴塔耶在《被诅咒的部分》(The Accursed Share)中写道：
这本关于经济著作的作者的位置被（他作品的一部分）限定在总是神秘主义者的界限内（虽然如此他已经远离了一切各种各样神秘主义的前提假设，对这种假设他只反对一点，即自我意识的清晰透明）。（197n.;《全集》VII,179n.）
这个陈述非常重要，因为它暗示巴塔耶把所有的思想都视为神秘的——而以往被视为神秘的被当作好过作为一种单独理性规训来传授的哲学。[12]
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巴塔耶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日益密切的友谊，这段友谊发端于在相似计划上的努力，通过相互的评论方式以及更加个人层面上交往得以迅速发展。这两个作家，尽管一眼看上去令人感到奇怪（对于从表面上评估否定的作家而言），开始珍视从共享的智识计划中显现出的团体感，以及这种团体感在超越个体主体单独看来必然受限的自然本质中扮演的角色。[13]
战后至1962年去世以前的这段时期可以被归类为对于巴塔耶而言更加有意识的理性时期。所有它主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时他为当代法国思想做出他至关重要的贡献之一：于1946年创办《批评》(Critique)杂志。除了起初几年运营这一杂志外，他还为其撰写了不少文章（参见《全集》XI和XII）。巴塔耶死后，对其贡献的赞誉首先以纹心结构(mise en abyme)的方式[10]出现在这份杂志的告别特刊上（《批评》，195-6）。
从他本人的作品来说，战后最初阶段的作品主要是《被诅咒的部分》，于1949年出版。这本书被自觉地计划为解读其全部观念的理论钥匙（它作为普遍经济概念的诠释出现）。与后来的，终生未出版的另两卷著作一起，这项工作把对通告主体性的空无，对牺牲与耗费作为生命和社会背后的原则，以及对如何从哲学与政治现实的双重语境来思考这些主题[11]的关注结合起来，[14]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莫斯的礼物理论——现在巴塔耶手中有了某种暴力和神圣之物。同时，巴塔耶着手写作《宗教理论》(Theory of Religion)，这本书
也是在其死后才得以出版。在这个文本中巴塔耶提出神圣之物向宗教支配领域的转移——这样宗教变得可以被看作是世俗世界的一个效果部分，驱逐后者恐惧之物。
5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艺术至少与以前相比被当作更具核心地位的部分，即便这种核心地位不是持续一贯的。巴塔耶时时表现出对艺术的持续兴趣，也曾就这个主题进行过创作，但艺术只是到了现在才成为该异质系统正在建构的一个明确部分（尽管并没有向任何事物发展）。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是关于拉斯科洞穴绘画(the cave painting at Lascaux)和马奈（Manet）的著作。另外一些重要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写作：除不断重写的《被诅咒的部分》外，巴塔耶还写了《文学与恶》(Literature and Evil)及《色情》(Eroticism)，都于1957年出版。前者很可能是巴塔耶长度足以成书的作品中最简单的一本（尽
管确切地说，它是首先发表在《批评》上的一系列主题相关文章的集结）。这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定类型，选取不同的作家（从勃朗特到萨德）并辨认被禁止之物，危险之物，或“他者”是如何从他们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其中最长的一篇，冉奈，很大程度上说是对萨特在圣徒冉奈(Saint Genet)中表现出的把生活简化为一种规划的倾向的批判。对于巴塔耶而言，冉奈那里使之感兴趣的确切来说并非如此——他把冉奈的生活和著作视为对所有关于连贯的、通向某个目标的生活（这使得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意味着）自身的想法的一种攻击。《色情》对色情的关注不多不少正如其他文本——连接色情、死亡、社会分析、科学、伪科学、神话和政治归结至一个自我解构的总体。《色情》正处于巴塔耶的普遍经济概念中——其中消耗(expenditure)和浪费(waste)连接并处于死亡和色情之物中。
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福柯《性史》中的“回顾”，性(sex)并非“色情之物”(the erotic)，而是色情被约束的形式。与福柯一样，巴塔耶并不鼓吹“性解放”——色情之物是交替地渗入并从禁忌中爆发出来之物，而非废除禁忌之物。[15]
巴塔耶生命中残存的最后几年饱受疾病之苦（呼吸上的及风湿），并逐渐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患病的日子断断续续，据西尔亚记述，这种缺席、病痛和意识清醒间的轮换只是强化了巴塔耶的哲学（《死于著作》，577）。无论这种观察的价值如何，我们可以在《厄洛斯的眼泪》中找到文本依据，此书在病痛中编辑了三年始完成，并于1961年出版。[16]这本书叙述了一种在巴塔耶看来在超出仅是描写，激起超出理性之外的反应（因使用了色情描写，或恐怖电影）的同时趋向神圣之物的艺术史。其内容包括，在他者之中，洞穴绘画，怪癖，超现实主义，一个中国男子正被肢解的图片。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限形式（就艺术、阅读及个体的主体而言）通过对恐怖祈祷而把自身抛在后边(leave itself behind)的渴望。巴塔耶的《厄洛斯的眼泪》是对其战后理论化的重写，似乎是把一切再次统一的尝试，这次则是通过艺术。这一尝试不够成功——他似乎把文字甩在了后边，把他们留给他们的失败。
那些中国人的图像对巴塔耶来说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它同时也把我们带回其作品回溯的起源问题。对于最早在1925年看到这些图片的巴塔耶来说，对与极度痛苦和忍受痛苦相连接的受害者脸部表情的着迷，早已形成了其写作“需求”的基础。这一次，不同与他“反”自己“莱姆圣母院”一文，他将逆写(would be writing against)，但从内部开始(from within)。阅读这些图片的位置，我们不必诉诸拙劣的传记决定论。不过如果需要，无论如何具有先见之明，要把巴塔耶思想的（非）中心归因于某个特定的位置，我们必须给予这些图片与其思想中或构成其思想的哲学传统同等的关注，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些图片是在巴塔耶思想的“巅峰处”出现的：思想在色情的苦恼中消失。
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记住巴塔耶处其色情兴趣，黑格尔，尼采，莫斯，萨德，超现实主义和“违反的”艺术各元素的结合，应该把他们当作在全部作品“背后”的原则要素。
对于我们后来者而言，巴塔耶“前-后-结构主义”的定位必须被包含，而我们经历的文本已经历过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和鲍德里亚，至少与“来自”于其先驱同等重要。承认我们阅读造就巴塔耶之物的后来性(lateness)，我们无论如何也需要走进文本起源——例如那些如其前人一般在巴塔耶文本中出现的作家们。
注释
[1]尽管哈贝马斯批判巴塔耶和大部分当代法国思想，但他仍是最先指出巴塔耶在后者中弥漫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见“通往后现代的法国路径”，刊于《新德国批判》(New German Critique)，33(秋季号,1984):79-102。
[2]西尔亚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她的记述：巴塔耶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自传式的，并且本质上可以依赖这些作品的正确性。在两个方面他有所迟疑（《死于著作》，22，64），但巴塔耶生命的其他部分看起来直接源于《全集》卷I，卷III，以及卷V和卷VI。战时阶段特别地精选自《全集》卷V和卷VI（《死于著作》，331-434）。显然，作为智识的传记，许多内容都是从对著作的思考中显现出来的，但西尔亚希望自己的文本被看做对巴塔耶生活事实的表述，而且只有更近的检查能解释很多直接取自虚构或半虚构文本的内容。这一文本的建构使西尔亚出乎预料地使自己成为一名后结构主义传记作家。
[3]关于人物与作者的详细说明参见福柯：“（当然这不是指说出或写下文本的言语的个人）而是指话语的分类原则，被认为是其意义的统一和来源，是其连贯性的焦点”[12]（“话语的秩序”，59 trans. Mod.）。
[4]巴塔耶“在精神分析中”的阶段是与阿德里安·波莱尔(Adrien Borel)一起经历的，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反精神分析的先驱。波莱尔倾向一种强调 “精神宣泄”（就其最广泛意义上而言）的方法，巴塔耶以此为灵感写作《眼球的故事》（于1928年出版）。
[5]在这篇文章中巴塔耶把超现实主义切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认为超现实主义不可能产生实践的结果，因为，就它的全部共产主义修辞手法而言，它扔处在理想主义的泥潭里；其次，他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兴趣在于实现自身时不可避免的失败。参见“萨德侯爵的使用价值”(The Use Value of D.A.F.de Sade)[13]，在那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假如超现实主义相信萨德代表真实的激情及性等等之解放者的话，它便错失了萨德及自身的要点。让·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中以类似的方式批评精神分析师们计划“揭露”无意识之物的轻浮无用，以及甚至某些“原始”社会也有在那儿看不到的无意识（且由此而被用于制造“我们”的神话）的主张。
[6]奥利耶的文本从对建筑，建构和保存的攻击角度对巴塔耶作出相同的解读。巴塔耶的著作《莱姆圣母院》也收在这卷著作中（15-19）（《全集》卷I，611-16）。
[7]参见“The Jésuve查不到，不知怎么译……”及《松果之眼》。这是《松果之眼汇编》的一部分”Dossier de l’ œil pinéal(《全集》卷II，13-47)。关于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和知识分子运动上巴塔耶的写作涵盖范围，见《神话的缺席：关于超现实主义》（The Absence of Myth:Writings on surrealism），以及《全集》卷II，XI和XII。
[8]本书的英文版在桑塔格(Sontag)论色情之物与色情作品差异一文（《色情作品的想象》The Pornographic Imagination，83-118），以及巴特试图将故事限制在隐喻范围内一文（《眼的隐喻》The Metaphor of the Eye，119-27）的包装下得以顺利出版。二者都是令人满意的解读，但它们在这里扮演的更多是确认而非在实际上补充巴塔耶“故事”的
角色。
[9]见《罗尔：作品选集》Laure: The Collected Writings。亦见巴塔耶：《有罪者》。值得注意的还有与迪娅诺·科秋贝(Diane Koutchoubey)于1943年开始，持续至巴塔耶去世的关系（两人于1951年结婚）。由这份简单的名单不能妄加揣测，得出诸如巴塔耶是一夫一妻制的奉行者或是婚姻的游牧者以及喜欢这样持续的关系之结论。
[10]巴塔耶在战争中处于一个看似矛盾的位置，尽管在后来的著作中，这点变得清晰：战争表现了死亡和牺牲的神圣领域之有用性。战前从他对法西斯主义及战争的预警，他在《反击》（《反击汇编》“Dossier de contre-attaque”；他为这一团体撰写的全部文章，参见《全集》卷I，279-432）中已能预测到某种形式的革命（如果不是“这次”革命的话）之必要性：“我本身就是战斗。我设想人类的运动和激情(excitation)，其可能性是无限的：这种运动和激情只能由战争来平息。我设想无限受苦的礼物”（《死前愉悦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Joy before Death”，239）。后一文本出现在“阿赛法尔”时期，可以被构造为一种转变——但这里也可以看做巴塔耶在谈论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真实世界中的战争以及作为“象征符号”(symbolic)的战争。巴塔耶在《有罪者》（51-8）（《全集》卷V，289-97）中试图通过考虑他在战争中的生活以及不介入这二者如何优(better)于并比去斗争更卑劣（base）（因而成为罪行）来调和这“两种战争类型”。
[11]萨特：《新神话》（Un Nouveau mystique/A New Mystic），收于《处境》Situation卷I，143-88。至于在他之前的布勒东，对于萨特而言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巴塔耶引起威胁足以使他受到实质上批判。事实上，萨特所言都很切题。但这并没有使他避免错过这一点，即他所识别的所有东西都只是书中的观点，而非其他动机的症状。
[12]亦见《冥想的方法》“Méthode de méditation”（《全集》卷V，191-228），他在那里以此区分自己和海德格尔：“我并非哲学家，而是圣徒(saint)，也许是个疯子”(217n)。
[13]见巴塔耶：《内在体验》，7（《全集》卷V，19）以及布朗肖的后期著作（例如《永远的对话》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以及《秘密的团体》The Unavowable Community，其中大部分是作为对（不可能）社团多层面的积极回顾而写就的）。亦见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无效的团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14]后来的几卷作品以同一书名《被诅咒的部分》出版，作为卷II和卷III。各卷题目分别为《色情史》(The History of Eroticism)（《全集》卷VIII，7-165）及《主权》(Sovereignty)（《全集》卷VIII，243-456）。
[15]关于巴塔耶处禁忌与违反的问题，亦见福柯：“违反的前言”(Preface to Transgression)载《语言，反记忆及实践》(Language, Counter-Memory and Practice)，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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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吉尔·德·列审判》(The Trial of Gilles de Rais)（审判记录由皮埃尔·克洛索斯基翻译）中，巴塔耶也创作了吉尔·德·列审判记录的另一版本，并收录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们眼中的吉尔·德·列某种程度上正是巴塔耶哲学的化身：一头神圣的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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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文中原著在译文中一律放到尾注，脚注统一为译者注。原文中的法语照原文标出并用原文的斜体字，原文中标为斜体的着重强调词汇译文中也以斜体字标出，书名不保留引号而以书名号译出，从法语转译为英文的书名转译为汉语后仍保留斜体字。译名参照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巴塔耶：《文学与恶》，董澄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但由于巴塔耶研究尚未起步，无统一的译名表可循，只能凭感觉译出，仅作抛砖引玉，没有深入探讨各译名的深层含义。对于关键术语，一般在后加括号给出原文。
[2] 即《莱姆圣母院》。
[3] 即科尔修道院。
[4] 这个词似乎是超现实主义的相关词汇，原义为“维持稳定物价”，翻译时参照马元龙:《略谈张旭东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定价”，由于含有确定价值的意思，此处暂且翻为“肯定”。
[5] 这个书名赵汉英自日语转译为《蔚蓝的天空》，沈志明译为《天空的蓝色》。
[6] Succumb一词同时含有“屈从”与“死”之意。
[7] 原文为拉丁文，翻译采自高毅先生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的翻译。
[8] 参见巴塔耶《文学与恶》中关于冉奈一章对于个人追求完全独立的不可能以及沟通必要性的论述，法国思想史上主体这一概念到了(后)结构主义时代发展出了“分裂的主体”“他者构成的主体”的论断，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说，主体之形成是由他者作用形成的。既然不能排除他者，那么追求纯粹的深主体性必然丧失主体。也可以联系萨特思想来理解，毕竟巴塔耶主要是在批评萨特时阐释这一观点的。
[9] 规划(project)，存在主义术语，存在主义反对对人生的绝望态度，鼓励规划，即对人生的积极选择。
[10] 在文中嵌套另一故事的方法，也称为镶嵌，参见安德烈·纪德文论。
[11] 这里原文用的仍然是concern，为了避免重复译为主题。
[12]暂时找不到此处提到的英译本，原文应是L'ordre du discours : leçon in
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prononcèe le 2 dècembre 1970，Gallimard, c19
71为福柯1970年于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译文采自肖涛译，袁伟校：“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 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2001年版第10页。
[13] 此文有中译，见《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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