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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在这百年中，有一位平湖籍人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拍摄的两部影片《狂流》、《春蚕》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就是程步高。程步高，字齐东，平湖县城关人。1868年出生。少时就读于平湖私立诒谷学校。作者：郭杰光
初涉影坛
1922年，程步高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在校期间，即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撰写影评，并翻译介绍外国电影技术的有关资料。1924年，进入大陆影片公司，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电影编导生涯。并于当年拍摄了记录片《吴佩孚》和《洛阳风景》。1925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水火鸳鸯》。而后与孙瑜、杨小仲等发起创办了长城影片公司，并为长城公司编写了电影剧本《乡姑娘》。1928年转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导演了《黑衣女侠》（与郑正秋合导）、《富人的生活》、《离婚》等二十余部影片，数量颇丰，但质量平平。30年代初，为协助张石川、洪深拍摄早期的有声片，在由蜡盘配音到胶片录音技术的探索试验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从事电影理论探索，与周剑云合著《编剧学》。并一度担任早期重要的电影刊物之一《电影杂志》主编。该刊的内容注重评论，兼及明星小史，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独特见解的重要文章，“销路之多，为以前诸（电）影戏（剧）刊物所未有”。
拍摄《狂流》、《春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当时电影本身的现状是武侠神怪泛滥，使得中国电影的路越走越窄，人们期望中国电影的蝉蜕，以“猛醒救国”。而电影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一直将活动重心放在戏剧上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而在新题材拓展上一筹未展的电影公司将与左翼文人合作作为吸引观众的新尝试。程步高也积极投身到这嘲电影文化活动”中。“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摄影师董克毅、周诗穆合作，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之战》，他亲临前线拍摄，并因此右腿中弹。此片公映后，轰动国内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3年2月，夏衍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程步高当选为委员。苏联影片《生路》在上海放映，他撰文予以热情推介，并深受启发。在党的电影小组的教育与帮助下，他与新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夏衍建立了深厚的创作友谊。1933年，他拍摄了由夏衍担任编剧的影片《狂流》，胡蝶、龚稼农等明星公司最当红的演员担任主演。影片讲述了在长江洪灾中，一位小学教师与当地官宦抗争，带领乡民抢险的故事。夏衍在写作剧本时，糅入了程步高此前在武汉拍摄的水灾记录片，并第一次将摄影机运动、剪接方法化入剧本当中。而程步高在拍摄技法进行创新，一是将记录片镜头和正式镜头巧妙的衔接；二是娴熟地运用对比蒙太奇手法。《狂流》的出现，使中国电影注入新的因素，令人耳目一新。该片成为左翼电影的发韧之作，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同年，他再次与夏衍合作，拍摄了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在《春蚕》拍摄中，夏衍、程步高追求一种非戏剧化的记录风格，特意摒弃强烈的戏剧冲突，以近似记录片的手法表现了蚕农修蚕台、糊蚕单、窝种、育蚕花等过程。程步高还受德国影片《日出》一个跟镜头的启发，与摄影师王士珍首次灵活地拍出了跟摄影。该片是将五四以后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的成熟。此后，受田汉委托，负责剪修影片《民族生存》（田汉编剧），该片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民族气概，上映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禁映。《狂流》、《春蚕》的拍摄，其意义主要是创作倾向上的变革，对现实主义的题材的深入挖掘，一改在此之前电影界的“乌烟瘴气”，为中国电影注入清新的气息，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这些更加贴近他们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表现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武侠神怪片这种不合时代潮流的影片越来越没有市常这一时期，中国影坛又先后拍出了《大路》、《神女》、《渔光曲》、《风云儿女》等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世界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在看完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后，曾惊叹地说：“三十年代创作的某些优秀影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类似，但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早了十年。中国三十年代电影可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导。”意大利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洛奇尼也惊叹道：“新现实主义电话诞生于30年代，在中国１
1936年，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程步高任执行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曾赴滇缅公路从事抗战文化物资运输工作。在重庆期间，与潘孑农合作摄制了几部重大纪录片《苏联首任大使奥兰斯基呈递国书》、《全国妇女慰劳前线将士捐献大会》等。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了及时放映，他通宵剪辑配音。因当时前线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材，而程步高精通法语，并也能说英语，便受郭沫若委托，与阳翰笙一起携带二十万外汇去香港采购，虽然任务艰巨而危险，工作迫切而紧张，但竭尽全力，滴点归公，费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不负众望，顺利地把药品、器材运到了昆明，受到了郭沫若的赞扬。潘孑农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有人认为程步高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做过多少电影工作，其实他对抗战的贡献，远非导演几部电影所可比拟的。”
抗战胜利后，程步高移居香港，重新执导影片，先后在永华影业公司、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工作，拍摄了《乱世儿女》、《春城花落》、《海誓》、《锦绣天堂》、《欢喜冤家》等，1961年拍摄的《美人计》成为他的收山之作，从此淡出影坛。此后，他撰写了15万余字的回忆录《影坛忆旧》（1983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留下了珍贵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料。1966年6月病逝于香港，终年70岁。他临逝时，遗言希望归葬祖国。海外赤子，肉身化作尘埃，依然心向故土，期望叶落归根，不知何时他的宿愿得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