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规定导师招研究生须按人数交费”——文科的路在何方

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向社会表明其“拒招”的态度。

　　在这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该声明的落款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包伟民谨启”，公布日期为“2007年2月28日”。

　　包伟民的这一声明公开后，立刻引起各方关注。有人认为很荒谬，学生读书导师也要交钱；有人则认为很合理，可以让导师招学生量力而行，而不至于过多过滥；有人则担忧，导师出了钱以后，会不会导致师生之间出现雇佣关系合法化的倾向？而且，这笔钱会不会最终转嫁到学生头上，而在学生缴纳培养费的同时，增添更多的负担？

　　导师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经费”

　　包伟民表示，他对教师向校方交钱这一做法非常不理解，这是他贴出告考生书的主要原因。“新的政策出来后，我觉得没法招生了，但有些考生已经直接考了，所以非常为难，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让考生知道，所以就写了这个告考生书，委托朋友贴在了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

　　包伟民解释，他在声明书中所提的“鄙校新法”，是指浙江大学近来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规定。2006年，浙江大学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涉及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而且关系到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研究生收费一项曾经备受关注，但由于新制度还有待于2007级研究生入学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一些关系导师切身利益的问题率先浮现出来。在浙大公布的系列改革方案中，教师们反应最激烈的，与即将读研究生的同学一样，是关于“收费”方面的内容，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该方案提出，“导师资助研究生助学金的经费按照学科特点制定不同的标准，资助额度随当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递增。”具体执行办法，是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

　　而导师的出资标准则按照以上的划分确定不同数额，在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类，要缴纳的费用会更高，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导师如果还想多招学生，则要在此基础上翻倍递增。这就是说，一名工学的导师若要招3名博士生，他每年需向学校缴纳助研经费1.44万元。

　　方案同时规定，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

　　在相关文件中，浙江大学也强调，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要与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一般应有研究课题、研究经费才能安排招生。

　　但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学校部分院系的反弹，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表示，“总体上看，人文学科反对的声音较多，社会科学有反对的，也有抱着支持试验态度的，工学等课题经费较多的学科反对声较少。”

　　制度设计考虑到了学科差异

　　事实上，该方案也确实考虑到了学科差异的因素，从所需缴纳经费的绝对数量来看，同招一个学生，人文学科所需付出的仅相当于其他学科的1／3至1／4左右。

　　不仅如此，方案还规定，浙大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部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等的需要，支持指导教师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费用。

　　但校方或许没有预料到的是，即使如此考虑，人文学科反弹依然强烈。该校人文学院一位教授表示，“交多交少是一回事，要不要交是另外一回事。别的学科有钱，爱交就交，人文学科没钱，怎么交？”

　　这一观点得到该校另一位教授的认同。这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课题经费相对少得多，尤其是横向课题(指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应用型课题)更是少得可怜，而纵向课题(指由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的经费在课题完成之前又不能动。“文科一个课题几万元算大课题了，再说，每年又有多少纵向课题可以申请？所以，这项新政策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导师非倒贴不可。”

　　“这不是交不交钱的问题，而是方案制定者如何对待人文基础学科的问题。”在包伟民看来，文科不像其他某些学科可以通过招生带来实际利益，文史类基础学科与其他应用学科差异很大，一般都没有项目，就是自己做研究。别的学科招来学生可以帮助做实验、做调查、做项目，但我们基本上是独立研究。

　　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分析认为，人文学科之所以反弹较大，主要是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特殊，师生之间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本来就很少从学生那里得到相应回报，现在又要他们向学校交钱，出现反弹是可想而知的。

　　包伟民还表示，虽说学校让导师出助研经费的考虑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文史类学科导师补贴钱培养学生的情况却并非国际惯例，“前段时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访问我校，我请教他们学校的做法，他说他们那人文基础学科都是由学校给老师补贴钱，没有想到在我们这却倒过来了。”

　　包伟民说，正是基于这些，所以他不屑于申请“扶植”。综合这些考虑，他最后决定发个声明，“我当然知道政策不会因为抗议而改变，但这是在表明一个人的态度，表明我的不认同。”

　　引发校内对学术、市场和行政逻辑的争论

　　包伟民教授的告考生书，在浙江大学内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多个学科的教师参与进来，而讨论的内容也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一个博客上，该校社科处处长罗卫东、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经济学院教授叶航等人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一位教授表示，带学生从来都是学生交费，哪有教师交钱的道理？“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师生关系如何处理？会不会导致雇佣关系固定化？因为我招你进来是花了钱的，你就得替我老老实实干活儿！”

　　叶航教授在肯定改革方向基本正确的同时，对某些具体制度也有类似担忧，他说：“以前许多博导就是老板，这种情况工科特别盛行，学生招得越多干活儿的就越多，现在老师要交钱了，我最担心教师会更加明目张胆地把学生当成打工仔。”

　　还有些教师则担心这笔钱会转嫁到学生头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在这个方案下，某些学院的大多数教师只会向学校申请“扶植”基金带一个学生，还有极个别的甚至不带学生。如果有几个学生慕名投考，一定要拜在他门下，那这笔费用肯定只能由学生自己带过来，导师不可能帮他出这笔费用。

　　但罗卫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学校面临的是资源约束，博士点很多，博士导师很多，在国家出钱的情况下，人人都想多招学生。如何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引入这个“价格机制”是解决资源配置的一种尝试。

　　浙大的这个改革方案，确实采取了种种措施，对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导师招生过多过滥现象做出了反应，相关文件规定，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生一般不超过3名，博士生一般不超过两名，每名导师当年招收的研究生总数最多不超过5名。

　　史晋川教授也表示，近些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张很大，完全是因为有国家出钱，对导师而言没有约束，让大家都想吃免费午餐，导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不高。现在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控制导师的招生人数。

　　他说，很多世界著名大学，有科研经费的导师用自己的经费招收研究生是通行惯例，有的导师经费充足研究生也多。“我曾经访问过美国和英国的数十所大学，基本情况都是这样，现在最要紧的，是相关配套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这位教授还表示，任何现代大学都有学术、市场和行政三种逻辑在起作用，关键是学术逻辑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居主导地位。想把3者分开或彻底排斥学术外的其他逻辑，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他认为，当前的大学虽然学术逻辑还未居主导地位，但是肯定比研究生制度改革前有进步。

　　尽管如此，史晋川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学校为人文基础学科仅仅提供扶植申请这一个通道，改革的确是有点过激，“对待这些学科，学校需要设置其他一些减震阀。”

　　罗卫东也担心，这个方案很难排除那种活动能力强但学术能力一般的导师，因为他们可以争取到许多横向课题，能支付起比较多的学生培养费，但招生就是为了干活儿，导师没有能力和精力指导学术。

　　有关负责人：现在只做不说

　　罗卫东和史晋川不约而同地对一些参与讨论却不认真研究方案的老师提出了批评。罗卫东说，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许多教师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方案就开始发表议论，作为评论者或参与争论者，首先应该研究这个方案，有的放矢，不能有情绪化的东西，太情绪化了对改革本身也不好，对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需要所有教师都认真对待。

　　史晋川则表示，之所以有这些争议，一是学校的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罗卫东总结说，“这个事件说明，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涉及个人利益，都需要多加慎重。”

　　但作为制定该方案的主要负责部门浙大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有关负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人士表示，现在只做不说。(本报记者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