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感谢宋建明副院长为我主持今天的讲座，也要感谢高天民先生为我具体安排了这次讲座。说实在的，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发表我的一些观点，传播一些“谬论”，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曾是美院的人，现在虽然在浙大，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今天我要讲的“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里涉及到我们一个根本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立场的问题。或者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主义和国族主义，英特纳雄奈尔和纳雄奈尔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到处都可以听到。“全球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潮流”，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经济界，“全球化”已是天经地义。在文化艺术界，也有一股不小的“全球化”倾向，具体说法是要“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这些现象让我感到忧虑。
“全球化”了，是否有必要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人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全球一体化”？这种人类文化的“大同”是一件好事还是一种野蛮？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我以为，之所以“全球化”口号能够在中国畅行，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中国人心目中始终存在一种“世界文明”的憧憬，全人类普世进入一种美好的大同世界。
而实际上，这种世界主义是西方 “进步论”的特征之一，究其实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因为“进步论”是以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进步论”认定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全世界其他文化都要向西方文化“进步”。这种世界主义掩盖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论。
我在最近一本书《野火西风全球化》的扉页慨然写道：
“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这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的伪世界主义，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让中国人眼睛只盯着西方，把西方的东西都看作是“世界”的，“全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看不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事实上，物质生产力水平固然有高低之分，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并无“先进”“落后”之别。
“全球化”只是中国人心目中这种世界主义的又一种说法而已。
我以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更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人类各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球“同一化”。人类各文化间存在深刻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表面的“全球化”而消失，相反将长期存在。
我赞同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人类各文化比作“田野里的花”，各种花颜色不一样，互相差异，各有特色。我觉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地域有关，与一块土地有关。西语里“文化”（culture）一词，本义是“耕耘”“种植”的意思，与土地紧密相连。可以说，“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不是像技术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演变要缓慢得多。所以，人类不同文化仍将长期呈现为多样差异。
应该说，出国前我是一个激情的世界主义者。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贝多芬《欢乐颂》讴歌人类大同的激动人心的旋律，长久回荡在我心头。但到法国后，我日益感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那种本质上的差异。两者在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上都不一样。
对我的这种转变，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梁漱溟先生，另一个是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莱维－斯特劳斯。我是在法国读到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给了我巨大影响。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开始就价值取向不一样，怎么走也走不到一块去，而不是“进步”快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盘旋往复”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不存在西方式的“封建”形态。这对于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醒。梁先生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主要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向，征服型的，重物质；印度文化是内向，重精神；中国文化是既不太外向也不太内向，调和持中。三种文化互相差异。顺便说一下，梁漱溟先生没有读过大学，27岁就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极其显见的。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学者们的论述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谈我的一些感觉。
首先，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一般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唯人主义”。这种把人推倒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的中心 —“个人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在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西方人豪迈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中国人说“天人合一”。从个人中心主义的角度说，西方讲天赋人权，而中国讲社会协调的“人和”。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申张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中国却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附带讲一句，现在中国人已习惯于天赋人权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是值得质疑的。“天”是什么？君权神授是迷信，人权天赋是否也是迷信？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宣布：“我们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文化中这么一个根本的概念，竟然是靠“不言而喻”来确立的，并未得到实证的证明。我认为，人没有“天赋”的权利，而只有特定社会、特定文化给予的权利。
中国人对个人的存在，显得比较谦逊。李白曾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是旅舍，人不过是匆匆过客。最近，我去昆明云南艺术学院作讲座，有机会去滇池读到那幅著名的长联，有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但只在“暮雨朝云”之间，即成“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这是一种人生如梦、人事虚空的感怀。中国人对人生看得比较透。
第二点不同，是西方文化“尚武”，中国文化“尚文”。西方可谓“武化”，而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化”。巴黎荣军院军事博物馆中，那一排排武器的精良，令人叹绝。英法联军从中国缴获去的那几把小砍刀和鸟枪，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英国那些王宫贵族城堡里陈列的也都是盔甲刀剑。西方历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编年史。西方在“武化”上优势，至今依然。而中国历史上打仗相对较少，除非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平时都崇尚“文治”。我看过一本《天朝的崩溃》，讲英国人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只有一支几千人的军队，竟然能从广州打到厦门，再到定海，进入长江，直抵南京，几乎没有遭到象样的抵抗。因为泱泱中华大国，居然没有正规的军队。今天从陕西调五百人，明天从广西调一千人，都没有训练，就是走路也要花一个多月，所以打不过人家。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尚文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尚文的文化。即使在诗歌上，也可以看到西方尚武中国尚文的差别。西方最早的荷马史诗，讲的都是英雄打仗的故事，讲特洛伊战争。西方中世纪的诗歌，也多为“武功诗”（chanson de geste）。而中国人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情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这么早就洋溢着多愁善感的人情。中国古人分手，要折一条柳枝送一送，很多情。（众笑）
第三点不同，是中国长期大一统，西方是社会多元，长期分裂。西方形成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事。“大一统”，对中国基本上是一件好事，而在西方文化里则是一种恶端。西语Totalitrisme，一般译为“极权主义”，最近有人译为“全控主义”或“全能主义”，实际上就是“大一统”的意思。
中西文化的不同，还可表现为中西绘画的不同。
中国绘画的空间是自由的空间，视点是移动的，所谓散点透视。吴甲丰先生说中国绘画是“眼睛的遨游”，是同样的意思。中国的绘画空间非常辽阔宽广，不象西方的焦点透视，从固定的一点看出去，视野有限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以大观小”，讲的是以画家心胸之大，观物之小。中国画家好像凌空俯瞰，“溪谷间事，重重悉见”。注意了，这个“见”读“现”，古文中两字通假。这种空间视野是中国绘画特有的。
中国绘画强调传神写意，不孜孜于“形似”，更追求“神似”。而西方古典绘画则尽可能地求“形似”，尽可能地靠近毕肖自然，所谓“摹仿”说。苏东坡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画强调气韵生动，强调神韵，不象西方古典主义绘画以把人画得像为目标。
中国山水画所达到的境界，我以为是最高的。西方的风景画，在表现自然的深刻性，对自然的领悟，在自然中渗入自己的情感等方面，无法与中国山水画相比。西方绘画的强项是画人体。西方绘画对人体的再现和研究达到了极致，也是中国绘画无法相比的。
在艺术精神上，中国画表达的是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如陈衡恪所说的“澹远幽微之思”，一种宁静淡泊的人文精神。画画，是一种画家人格的自我修养。在中国，多是文化人在画画。画匠的画也有，但文人的画（不只是“文人画”）占多数。而西方绘画更多是服务性的技能，为宗教、君王、市民服务。画家长期处于工匠地位，与代表学问文化的“自由艺术”无缘。即便是达芬奇那样的大师，也受到“文人”们的轻视。所以我说中国绘画是“文之艺”，西方绘画是“画之术”。最近一期《读书》杂志（2002.4）发表了我的一篇《文之艺与画之术》，讲到以上差别，大家可以参阅。
人类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上形成了各自鲜明的个性，互相间呈现为深刻的差异，成就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不仅中西文化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中国文化与伊斯兰、印度、俄罗斯等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差异。
如果人们忽略这些差异，认为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人类文化的这些差异将消失，同化为一个“世界文明”，这是一种天真的浪漫。
下面我想引用几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文明”的概念提出质疑。
首先我要谈的，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莱维－斯特劳斯。正是他最早揭示社会进化论是一种“伪进化论”，其实质是欧洲种族中心论，给了我重大影响。他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人类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来区分。文化应当以“复数”计算，不应当设想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谓“世界文明”。
莱维－斯特劳斯深刻质疑“世界文明”的概念。他说：“这不是一种区别于其他文明、又享有同样现实性的文明。当我们谈说世界文明之时，我们并不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类群体：我们是在使用一个抽象概念。……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而简略的概念”（《种族与历史》）。他认为，“世界文明”即使有一天来临，也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仍然要保存各文化的个性：“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种保存各自独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同上）。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把人类不同的文化比作不同的“配方”。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纷纭繁富。有的文化偏重一类组合，有的偏重另一类组合。就像在中药店配药，这几味配出这一剂药，那几味配出另一剂药。有些药为多种配方共有，有些药则为某一配方专有。文化也一样，有的文化偏重宗教精神生活，如印度文化；有的文化偏重商利，喜欢赚钱，如古代的腓尼基文化和后来的新教文化；有的文化热爱自然，乐山乐水，如中国文化……所以文化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好坏优劣，只是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
莱维－斯特劳斯尤其提出，人类文化的演变同时具有“双向”：趋同和趋异两个方向。就是说，人类各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有时趋于同合，有时则相反趋于离异，互相拉开距离，分出你我，突现个性。两种文化相“毗邻”接触，不一定趋于同化，有时反而趋异。对于趋同，我们知道得比较多。而趋异，我们就知道、关注得较少。莱维－斯特劳斯作为人种学家，曾去巴西等地去作田野研究。他发现，许多人类文化的差异，与其说是因为隔离，不如说是因为“毗邻”、交融而形成。
第二个我想谈的人物，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交流会带来“趋异”的现象，亨廷顿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作过解释。他说，当一个女心理学家在跟其他十几个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在一起时，她会用“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来自我确认。但当她跟另一些男心理学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用“我是一个女人”来自认。这说明，人始终是以自己区别与别人的个性来自我确认。
再举个普通例子。许多中国人在国内对现状很不满，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行。但到了国外，常常变得很爱国（众笑），听不得人家说中国不好。那正是因为，当他来到国外，面对周围外国人的目光，他时时处处都自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他区别于周围其他人的最根本的个性。他能不爱国吗？
所以，“全球化”带来人类互相交流的密切化，在一些方面“趋同”的同时，肯定也在另一些方面“趋异”，激励人们的自我个性意识。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境下不问一下“我是谁？”的问题，是很危险的。
我始终觉得亨廷顿的思想与莱维－斯特劳斯有某种关联。因为莱维－斯特劳斯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亨廷顿强调“文化个性”，两者殊途同归。我写过一本《破解进步论》的书，副标题就是“从莱维－斯特劳斯到亨廷顿”。我曾去信给亨廷顿，问他是否受到莱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回答曰否。但事实却显示，亨廷顿在诸多观点上与莱维－斯特劳斯完全一致。
亨廷顿有个中心概念，叫“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他的那本鼎鼎大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正是论证这个概念。可惜这个词在中国普遍地被译成“文化认同”，这是一个巨大的翻译错误。中国学英语的人千千万，但对这么一个浅显的词居然译错，在学术界以讹传讹，实在难以置信。由于这个误译，亨廷顿的根本观点遭到误解。我曾在《读书》杂志（1999.9）发表过一篇《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的文章，专门指出这个误译。“个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人或其他事物的根本特性。而“认同”则是指对外在事物的认可和赞同。两者相去天渊。
亨廷顿认为现在世界上存在有六、七种主要文化，或者说文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斯拉夫东正教文化，另外非洲和拉美也可算单独一种文化。这些主要文化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个性。这些文化个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融合在一起，不会像那些世界主义者幻想的那样，形成一种“世界文明”。相反它们会长期存在，甚至互相对抗，发生“冲突”。
之所以亨廷顿要提出“文化个性”的概念，是因为他看到美国近几十年来正困扰于国内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他认为，美国属于西方文化个性。而美国的这种西方文化个性正面临被“文化多元主义”消解掉的危险。美国是西方文明（文化）的核心国家。如果美国有一天不再承认自己的西方文化个性，在文化上垮了，那么西方也要垮掉。他最根本的忧虑是为美国着想，让美国抛掉世界主义幻想，好好守住大西洋，加强与欧洲的联系。所以亨廷顿明确反对世界主义。他在《文明的冲突》第五章即最后一章作出结论：“西方的续存，取决于美国重新肯定它的西方个性”。
亨廷顿区分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两个概念。他定义的“现代化”是从科技物质意义上说的，“西方化”则指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化。他一方面奉劝美国放弃用西方文化来同化世界其他文化的“世界主义企求”，同时也正告那些汲汲乎“全面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你们追求科技物质上的“现代化”有可能实现，但想在文化上“西方化”则没有可能。因为非西方国家实行全盘西方化，没有成功的先例，反而都导致了“文化撕裂”。国内译本把这个词译成“文化上的无所适从”，何等轻描淡写。他例举了三个国家来说明“文化撕裂”现象。土耳其，当年是强大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但一战后，一批政治和文化精英开始实施全盘西化。现在土耳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表层已西化，但其深层的文化依然是伊斯兰文化，不是那么轻易就西化得了的，造成了“文化撕裂”。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开始西方化进程。前苏联到戈尔巴乔夫，总体上采取的都是“西化”策略。这种西化策略与俄国社会深层的东正教文化，某种斯拉夫主义文化是冲突的。所以俄罗斯也是“文化撕裂”的国家。墨西哥原属于西班牙文化，但近来试图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导致某种程度上文化的撕裂。面对西方文化的三种态度：全部拒绝；全部接受；只接受“现代化”不接受“西方化”，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亨廷顿认为只有第三种态度可取，而且也取得成功。如日本，靠的就是“西方技术，日本精神”，所谓“和魂洋材”。这与我一直主张的中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的“中体西用”说，正相一致。
亨廷顿对“世界文明”的概念明确进行了批评：“在二十世纪末，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上的统治而辩护”。他认为，“世界文明”的概念设想“全世界都采取同样的价值，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方向，同样的实践和同样的制度”，不可能成为现实。他特别嘲讽那些信奉“世界文明”、移居西方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奈保尔何许人也？他是原籍印度的英国作家，是一位“世界文明”的虔诚信奉者，全然否定自己的印度文化。恰巧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高行健，也是一个否定自己文化归属的世界主义者。这两个人都自以为已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我是世界人，是世界公民。高行健在法国媒体上反复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法国电视3台著名读书节目主持人贝尔纳?毕佛嘲讽地说：“你不管怎么说还是中国人吧（Vous etes quand-meme Chinois）？”但这位高某人声称：他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祖国。我相信他这样说是真诚的，因为中国像他那样的世界主义者，何止成千上万。
另外亨廷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特别强调西方文化的“独一性”，令人深思。多少人认为西方文化是普世性的，而亨廷顿却说西方文化很独特，独一无二，不能放之四海普世适用。
他举了西方文化的八个的特征。这八个特征单个而论，他很谦虚，说也许其他文化也有。但这八个特征“组合”（combination）在一起，却是西方独一无二。但在我看来，这八个特征，个个都是西方文化独一无二的。
下面我略略展开讲一下。
1． 古典遗产。古希腊古罗马留给了西方希腊理性精神和罗马法传统。后来西
方发生文艺复兴，就是为了复兴这份古代遗产。
2． 基督教与新教。这也是西方文化所独有。顺便讲一下新教。马克斯?韦伯
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韦伯把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划了一道连线。新教教义有一个“灵魂得救预定论”。一个人是否进天堂，不是靠修行，而是本来就预定好的。那么什么是你灵魂预定进天堂的标志呢？就是看你是否发财致富（众笑）。所以新教文化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一种喜欢赚钱的文化，一种重商重利的文化，崇尚财富，崇拜劳动。和韦伯一起办杂志的松巴尔（W. Sombart），则把犹太教与现代资本主义挂起钩。法国哲人鲁吉埃（L. Rougier）又把犹太教－新教－现代资本主义，三点连成一线，在文化上一脉相承，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教有一种“唯实论”的特征，就是说，上帝对你的赏罚，都是以“实在”的牛羊的多少来体现。就像今天，什么事都可以用钱摆平，不像秋菊要求给个“说法”，说法是没有用的（众笑）。鲁吉埃认为，西方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精神，追根穷源，是犹太精神通过新教伦理而普世化（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
3． 语言的多样。有许多文明，比如像中国，只有一种语言。而西方文明却有
英、法、西、德等许多语言。这也是比较独特的。
4． 政教分离。在西方历史上，君权和教权相分，代表了两种政治力量，也构
成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强调大一统。而西方社会，天上长期有两个太阳：国王和教皇，两家长期相争相斗。我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是西元11世纪，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罗马教皇争夺“主教叙任权”。皇帝试图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开除皇帝的教籍（众笑），不得了的事。皇帝马上众叛亲离，附庸叛乱。皇帝被迫在大冬天，穿着罪服，就像廉颇负荆请罪，去卡诺萨小村向教皇乞求宽恕。但后来皇帝稳住脚，又挥军南下意大利，把教皇赶出罗马，后来教皇客死他乡。第二个例子是法王俊汉菲利普四世与教皇争权夺利，俊汉就是“帅哥”（众笑）。这位国王派了一个人去意大利小城阿纳尼谋害教皇，教皇大受惊骇，逃到罗马没多久就死掉了（众笑）。教皇死了以后，俊汉菲利普四世施加影响选了一个法国人当教皇。这位新教皇为了安全，竟把教廷迁到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还有一个例子，是拿破仑称帝。大家都知道大卫画过一张《拿破仑加冕》，画面上拿破仑气宇轩昂，而教皇在一旁黯然神伤。当年法王查理曼大帝是自己跑到罗马去让教皇加冕，而拿破仑是把教皇从罗马“请”到巴黎来，君权凌驾于教权之上。亨廷顿认为，这种国王和教会权利的分裂，“极有助于自由在西方的发展”。这种情况，是西方文化特有的。
5． 法制。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西方特有的。我在《民主的乌托邦》
一书里指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自由＋法制，而不是“民主”。亨廷顿也没有把“民主”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而是选择了“法制”，与我所见略同。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圣女贞德》。电影里英国国王把贞德抓到，按照中国的做法，那就是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但出于法制的观念，英王一定要编出一些罪名，共12条，搞一个法庭，才把贞德处死。所以法制意识在西方文化里是非常根本的。
6． 社会多元。很多人以为是现代社会，实现了现代民主制才有社会多元。亨
廷顿则说，“历史上，西方社会呈高度多元化”。根据我对西方历史的理解，西方社会至少有四个元：君王，教会，贵族和市民。在最早的时候，市民这一元是很弱的。西方城市的形成，除了古代原来就有的而外，大多与中世纪的朝圣活动有关。中世纪西方朝圣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罗马，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圣地。当时欧洲的路上到处走着朝圣的人，于是在朝圣的大路边逐渐建起了一些大教堂。这些教堂既有宗教的功能，也有我们今天旅馆的功能，给朝圣者提供住处。接着在大教堂周围，慢慢聚起了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自由人”，慢慢形成了“城市”。这些“市民”一般都是手艺人，做木桶、打铁的等，是一个奇特的社会阶层。开始时是前三元势力强大，“市民”只是依附于这三个社会单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上，都是这四元在互相争斗。在英国，是贵族带头，联合教会和市民三家斗国王，可怜的“无地王约翰”。所以英国是贵族势力强大，压住了国王。在法国是国王联合教会和市民斗贵族，国王势力强大。法王路易十三和红衣主教黎世留极大地削弱了贵族势力，荡平了许多不归顺贵族的城堡，又把许多效忠的贵族集中到凡尔赛，到路易十四达到欧洲“绝对君权”的顶峰。但在西方，再是绝对君权都不能与中国皇权相比。西方的国王，常常不过是势力领地稍大一点的贵族而已。国王要打仗，不可以像在中国那样可以在民间征兵，而只能自己掏钱买雇佣兵。法王路易十五因为打仗，派志愿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自己又花天酒地，把钱花完了，等路易十六继位，国库空空如也，只好召开三级会议，让市民掏一点钱出来，市民又不愿意，然后就法国大革命了（众笑）。巴黎市政厅在路易十六的时候，已经造得气势宏伟。巴黎这么大一个城市，市民们只要给国王交了税，就是独立自治的。这在中国不可想象。最后是“市民”一元坐大，一家通吃前三家。所以，西方现代社会叫“市民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多元的历史，是西方文化所独有。
7． 代表制机构。代表制，在国家层面就是“议会制”，也是西方一个非常古
老的事物，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在英国，西元1265年就有了伦敦议会。在法国，第一次由“教会、贵族、市民”参加的“三级会议”也在西元1302年就召开。西方最早的“普选”，是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期举行。所以，议会制、普选制，不是“现代民主”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传统里早就有的。
8．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独特特征，已尽人皆知，就不多说了。
亨廷顿强调西方文化独一无二，不具有普世性，值得我们思考。
我还想讲一个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明确指出，“全球化”这个口号是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宣传出来的，尤其这是近些年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他说：“这是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人们会奇怪，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现象，即世界各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产党宣言》里就已指出。为什么最近这个口号忽然被炒得这么热呢？这是因为这个口号背后附带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布迪厄说的，全球化本是将美国的经济模式强加给全世界。那些国际组织包括世贸组织所推行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所代表的独特历史传统和伦理政治的前提”。
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全球化这个口号针对的，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全球化意指一种旨在统一世界经济场的经济政策：通过一整套法律政治措施，取消所有对这种统一的限制，取消所有对这种扩张的障碍（大多与民族国家相连）”。炒作“全球化”的醉翁之意，乃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甚至文化主权。
在西方，舆论宣传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布迪厄说，法国有一本杂志叫《证据》（Preuve），长期宣传新自由主义。这本杂志谁出钱的呢？是中央情报局。最近一期《现代艺术》杂志，有一篇“一段被遗忘的艺术史”，也披露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文化自由大会”，专门“资助”知名文化艺术人士。所以我们对西化媒体宣传的一些口号，不妨冷静一些，不能懵懵然人云亦云。
今天的中国，我认为是太过迷狂于世界主义，而且越来越转到英美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新教伦理的重要传道士、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说的一些话，正在中国得到不折不扣地推行。比方说他有一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你今天上午在玩，就是浪费半天时间，损失了多少多少钱。他的第二句名言是“信用就是金钱”。今天中国也在实践这句话。富兰克林说，“一个有良好信誉的人，是他所有朋友口袋里闲钱的主人”（众笑）。你一年花六英镑，就可以使用一百英镑的钱。现在国内在提倡“诚信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配合中国加入世贸，在商业上要讲信用，而不是根本上从文化的角度来强调。实际上，中国文化自古就强调“仁义礼智信”。这最后一个字就是讲做人要守“信”。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强调“信”，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效果会好得多。
在中国，世界主义不仅在经济界，而且在文化艺术界也相当盛行。许多人在高谈阔论“与世界当代艺术接轨”，企望艺术的全球化。这是非常虚妄的。我个人赞同法国艺评家克莱尔的观点，画家本是“一块土地的儿子”。克莱尔说：“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艺术精神，正如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语言精神一样”。 艺术根本地是与一个地域、一个文化有关，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个性。
郑昶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批评过这种艺术的世界主义：“‘艺术无国界’一语，实为彼帝国主义者所以实行文化侵略之口号。……（它）犹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决非弱小民族所能轻信奢谈也。盖实行文化侵略者，尝利用‘艺术是人类的艺术’的原则，冲破国界，使自弃其固有之艺术”（《文化建设月刊》1934.10）。世界主义是强者的逻辑，常常是西方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理论。
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和西方的对抗，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对抗。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相反，我们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自卑感。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形，很有点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词里面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众大笑）中国人全身心地去拥抱西方，总是要世界主义，走向世界，与你接轨，但是人家却“并不在意”。
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老先生，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在北京投湖自尽。留下遗言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国性”，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个性，或文化个性。一个国家的文化个性或文化精神不存，国将不国。今天，在西方借“全球化”口号全力向世界推行其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情势下，我们应清醒意识到坚持“国性”的重要。
我要说明的是，坚持“国性”，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并非封闭自守，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或文化之本，为了抵抗被人家同化的危险。坚守自己文化精神的“开放”是一种自信而健康的开放。丧失自己文化个性的“开放”，那不是“开放”，而是一种文化投降。我赞成与世界其他文化采取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我跟你“和”，但与你“不同”。我们要有勇气与人家不同。
借亨廷顿的话，我想说：“中华民族的续存，取决于中国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个性”。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鼓掌）。
提问：
你刚才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情境下不问一下“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请问危险在哪里？
答：这是因为，假如我们不弄清楚“我是谁”这个问题，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或“文化家园”。我们将变成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无根”，英语叫“rootless”。就跟高行健、奈保尔一样，尽管他们都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我看来，他们否定自己的文化属性，还是很悲哀的。我认为，一个人的文化归属很重要。这里顺便讲讲以色列的例子。当年犹太人遭受德国纳粹的迫害，二战后建立了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当时许多犹太人讲的语言，都是一种德语化的犹太语，叫“夷迪希（yidish）”。出于对德国纳粹的痛恨，犹太人断然决定放弃使用带有德语因素的“yidish”，而把古希伯莱语，一种相当于我们“之乎者也”的古犹太语，重新作为日常用语。在小学里教，在电视报纸书本里用，经过几十年的推广实践，今天已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用语。犹太人这种在语言上寻回自己的个性，搞清“我是谁”的勇气，很值得我们借鉴。还有一点，犹太小孩，从小都要读《塔木德》经。《塔木德》是犹太文化一部古老的经典，二百多万字，里面都是一些小故事，一些问答，小孩都要读。到成年的时候，神父拉比都要考问。所以犹太小孩的文化根基都打得比较扎实，以后可以自信地面对其他文化。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小孩所受的中国文化经典的教育还不够，很容易在文化上“无根”。
（其他提问省略）
河 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
1958年生于浙江临安，曾下乡当知青两年半，1980年底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法语专业。1985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1987年赴法国巴黎（索邦）第一大学留学，1993年获艺术史博士学位。1995－1997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2000年，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
－《现代与后现代 — 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民主的乌托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约即出）
－《破解进步论》，云南人民出版社，（签约即出）
－《野火西风全球化—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中央编译出版社，（签约即出）
法文专著：Images du Silence —Pensee et art chinois（静之象－中国思想与艺术）, Harmattan, Paris, 1999
中译法译著：L’Eau d’un puits ancien —Anthologie des poemes de paysage en Chine（古井水－中国山水诗精选）, Edition You-fung, Paris, 1996
另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六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