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在绵绵梅雨中的某天参加了“某会”（M meeting）。主讲者都是国内国际建筑名家以及艺术文化界名人。此会的中心议题当然是围绕建筑。两天下来，给了我不少当代建筑设计以及艺文界的不少信息，这是很应当感谢“某会”的。
总体上，我倒觉得第一天下午作为社会学家的安娜?雅瓜里布（Anna Jaguaribe）夫人的发言，最值得人们思考。可惜，她引出的中国今日建筑应该有什么样的“现代性”问题，没有在后来的提问讨论中展开，殊以为憾。
雅氏夫人强调了一个人人熟视却无睹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具有独特的形式和个性（identity）。因此，中国城市建筑在使自己“现代”之时，不可能像西方建筑“现代化”那样是一种历史的自然延续，而是暗含了许多冲突：尤其是中国自己的建筑个性形式与西方“现代”建筑形式的冲突。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将要建造的国家大剧院和国家博物馆，标示了西方“现代”建筑形式在中国的压倒性胜势。
雅氏夫人有一个结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许多对于西方是“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却存在了千百年。此论甚是。我们知道，认为建筑应尊重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所谓“生态”意识，在西方很“现代”，但在中国自古皆然。中国人造房子建城市历来讲究“风水”，重视人的“造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得了好“风水”，便得了自然之荫并泽及后代，破了“风水”则要遭殃。还有，中国园林设计中对于“时间”概念的运用，即，建筑景观随居游者“历时”性的移动而变换，廊回户转。这种中国古已有之的设计观在西方却是极“现代”之事。再还有，对于艺术中“抽象美”的欣赏，西方是到了“现代艺术”才名正言顺，而中国人早就开始有滋有味地品赏太湖石的抽象形态了。
雅氏夫人强调：“现代性”不是意味着取消过去。中国传统建筑拥有丰富的“象征”（symbols），这些“过去的象征”，应当在中国的“现代”建筑中得到运用。她实际上涉及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对于“过去”的态度。她在呼吁尊重“过去”。
当年来中国美院讲学的德国设计师丘普（F. Chup）先生也曾言：水泥方块屋顶不应是中国的建筑形式。
然而，对西方“现代建筑”的普世性怀有深挚信仰的中国建筑设计师们，与文化艺术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将“现代”与“过去”截然对立起来，然后以一种“进步论”和“拜新主义”的思维定式，认定过去的东西毫无价值，“旧”东西没有存在理由，俱往矣 —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某会”的组织者之一、活跃于国际建筑界和前卫艺术圈的北大建筑设计名师张永和先生，借用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调侃了愚公破坏生态环境，又谑讽他在南宁接手一个项目之前当地环境已被“一个不那么老的愚公”破坏了。

但张先生自己的建筑方案，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不那么协调（虽然张先生命人在那里遍地种竹，但，也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示过竹子的张先生，他之用竹全如蔡国强先生之用火药，只是聪明地借用了中国文化的表面符号而已）。尽管张先生展示了不少中国古画中建筑与自然山水的和谐，但他主持的三个建筑设计方案几乎看不见中国“过去”建筑因素的自觉运用，几乎都是一些几何形的立方体。南宁方案中一排排的立方体，令人想起立体派画家布拉克的立体风景《埃斯塔克的房屋》。杭州水乡的方案只是在陆地的立方体之外，又多了一些水中碉堡形圆柱体。北京的“四合廊”方案，倒是保留了一些过去四合院的“四合”形式，但里面的钢框玻璃立面和坚硬的几何形块，缺乏中国过去居宅的闲雅和人文亲和感。张先生能运用“四合”形式已经不错，可惜这里更多的是对中国建筑表面形式的一种“虚象”（simulacrum — 西方时髦文论常用词），而非中国建筑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无疑，对“过去”的直接搬用，与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直接搬用一样，都不可取。关键在于不能先验地轻薄中国自己的建筑形式。
对中国过去建筑形式的忽视和拒绝，是无数中国“现代”建筑的通病。正是大量像张先生那样的“一些不太老的愚公”，毫无创造力地照搬西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才让中国的城市景观越来越雷同！

河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