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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词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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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s 发表于 2009-3-4 22: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尼尔·路西

王立秋 试译




    是(yes, 是的/好的)     “我承诺”——在纽约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关于废墟中城市生活的那个残酷的小故事,《在末事之乡》(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1987)一书末尾的最后几个字。以书信体裁写就(作为启示《圣经》的世俗重述),可以说,该书反思了以下问题:一切看似业已失去的时候,还可能留下什么?所有事物中的最后一件到底是什么?难怪这个问题的口吻有启示录的味道,难怪奥斯特的故事反乌托邦(dystopia)。但是,和一切文本(text)一样,这部小说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种文类(genre):它既非单纯的书信体,也不是简单的反乌托邦。称其为小说也没什么用处。而且,尽管带有不可否认的启示意味,这本书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宏大的东西,比如启示(revelation)——关于未来现在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想象(vision),除非,我们现在就开始,把事情做好。所有文类(generic)的预期,某种程度上,都会把我们引上花园的小道(而文类预期也常常习惯于这么做)。因为最终留下的事物,留下的一切,不是反乌托邦的虚无感,不是启示录的启示(apocaliptic revelation),也不是统一的道德,而只是这些无结果(inconclusive)的文字:“我会试着再给你写信的,我承诺。”

    这不仅仅是小说结尾处的结局。它也是,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开始,一切的起始——带着一个承诺。许下承诺就是说“是”,就是作出确认——是的,我承诺(给你讲个故事、爱你到永远、从此不吸烟,等等)——构建一种通往未来的开端(opening)。承诺永远标志着开始(inauguration):在许诺中,某人承诺开创(inaugurate)一个进程,此进程将导致在即将到来的某个时间,承诺得到履行(fulfilment)。但这不是保证(garantee),尽管与其他承诺相比,有的承诺更容易被遵守。比如说,我可以承诺明天戴上一副与彼得·方达(Peter Fonda)在《逍遥骑士/迷幻骑士(Easy Rider)》(1969)里戴的那副尽可能相像的太阳镜,并有理由相信我有能力遵守诺言。但是,我不可以对我儿子说,“是的,我承诺爱你并照顾你,只要我活着”,并期待着把它完成。你不能对责任(responsibility)说“是”,然后就把它丢在那里不管(leave it at that)。在对我儿子说“是”之后,终我一生我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地说(但没有一定要说的必要)“是”。那个时间,当我可以说——对他或对我——我守住了诺言,因此现在“我不再有爱你和照顾你的必要”的那个时间,将永远不会到来。这个承诺并不这样作用;没有一个承诺会这样。当你说“是”时,你总是不得不再次说“是”。你不可能在婚礼上对你的伴侣说,“是的,就现在来说”。誓言(vows)没有此日期前使用的日期(use-by date,或誓言没有保质期),即使我们知道,许多婚姻都以破碎的誓言告终:它们没有结束(conclude),只是就此打住(stop)(往往不是出自可解释的原因)。在你的婚礼上说“是”——说“我愿意”——就是在说永远必须重复的话,即便(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你离婚之后(或至少,这也许对你们中的一个来说,是真的)。那么,原初的“是”开创的,是仍处在来临中的某种未来,后者包含了事实超乎你想象或欲望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只要你一直说“是”,你将保持对原初的“是”的记忆——婚礼上的“是”,可以说——以及它开创的那种未来的尊重。

    没有什么先于这种开始;没有人能被强迫说“是”。我决不可能出于父亲的责任感,或由于要养育、保护、关心他的社会压力,而对我儿子说“是”。阶级、性别、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对你儿子或伴侣说“是”的条件。感到有责任或义务说“是”,与说“是”,不是一回事。“是”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之物不是绝对的起源,也不会是“是”。即使这样,尽管每个“是”都是原初的,它将一直不断地被说,它必须被重复:它的原初性(originariness)并不能使它充满在场/存在(presence)。如果在第一次说“是”时,你是真心的(you are being genuine),那么,你就得继续说“是”。每个原初的“是”都由可重复性(iterability)建构。“你不能说”,德里达写道,“而不说是,是”(《维拉诺瓦圆桌》,27)。

    这里,我们可能看到社群(community)某种无根基的根基(a kind of groundless ground of communiy)。真(genuine)的社群,诚如其名,建立在承诺之上;它的起源并非(在海德格尔那里[a la Heidegger])统一在社群公共精神(common spirit)下的存在(beings)的聚集,亦非参与到某种文化、政治、宗教或共享身份(identity)的这样那样的一群人,毋宁说,社群的起源,不过是开创并维持对他者关系的简单承诺。在还原到这样一种最小状况(minimal condition)后,社群这个概念看起来也不再恰当(appropriate)。当我对他人(another)说“是”,意思是,我开创了这样一个承诺,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保持开放,对可能出乎意料地到来的、或以我可能没有能力预测的方式到来的他者保持开放。是这种承诺,而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置入与某种“社群”感的(非常松散的)联系(in touch with)中去——这种“社群”感不是围绕某个身份概念组织起来的,它被组织而不围绕差异而被组织(因为差异总是多元的)。显然,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奥斯特《末事之乡》的主题,书中,安娜·布鲁姆(承诺写信的那个人)在信中向那个不具名的“背景(frame)”叙事者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已经回到(reduced to)了某种无序的原初状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这一切怎样发生;也没有人能断定,还有没有官方权威在控制局面。因此,在某种人们所谓的具有约束力的社群感或共享的历史规划(a shared historical project)缺位的情况下,人人只为生存、继续生活(尽管有的人选择不活)的基本需要所驱动。慢慢地,事物开始消失,人们开始遗忘。但即使是记忆的丢失,也不能成为共同的经验,即使是那被遗忘的东西,也不能弥补,无论多么有讽刺意味(sardonically),一个“群体(gathering)”根基的不足。安娜写道:

最后,问题不是人们忘得有多厉害,而是,他们忘记的永远不是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来说仍作为记忆而存在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忘记了,而这,给理解造成了许多困难,不能逾越的障碍。就好比,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飞机,那么,你怎么能和它谈论飞机呢?这是记忆抹除(erasure)缓慢但不可避免的过程。(奥斯特,《末事之乡》,88-9

    情况变得更糟,不久之后,连语言,也开始分裂(disintegrate)

物类(entire categories of objects)消失——比如,花盆、卷烟过滤嘴、橡皮圈——一段时间里,你还能认出这些词,尽管想不起它们的意思。然后,渐渐地,对你来说这些词变得只是声音,成为喉音和摩擦音的随机组合,音素涡流的一场风暴,最后,一切都崩溃为胡言乱语。“花盆”这个词对你来说就和“slandigo(作者为举例需要生造词,无意义——译注)”,不产生任何意义。你听得到,却无法理解,就像外语词,来自你所不能说的语言。(《末事之乡》,89)。

    当然,由于语言学意义上的分裂(linguistic disintegration)(德里达也称之为撒播[dissemination])并不是整齐划一的(uniform),那么,情况是,好像(这儿以及别处,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私人语言,并且,由于共享理解的情况(instance)递减,与人,与任何人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前引书)。

    奥斯特的著作也许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观点的小说版:我们时代的(contemporary)经验由“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总体化信念(totalizing bilief)的缺失界定。二者可能同属一类,但我不是在暗示奥斯特在写作《末事之乡》前一定读过利奥塔。但是,说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在一个社群失去共同经验的参与感后,或者没人再相信历史进程、普世价值、民主政治(democracy)的胜利等“宏大叙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看起来是公允的(尽管奥斯特从来没用过“元叙事”或“后现代性”那样的词)。而发生的,也许,就是安娜·布鲁姆和跟她一起的其他人最后走到一起,找到一种连接(conjoining)的方式,这种连接,并没有(因为它也不要求)()的名字/(proper name)。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称作“人群(gathering)”或“社群”,因为这些词总是唤起(invoke)某种关涉民族命运(national destiny)、文化生命(cultural vitality)、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validation)和其他类似物的神话的组织原则(或元叙事)。再者,总是存在这样一种感觉(sense),在这种感觉中,社群看起来需要知道它们走向何方,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当然不可能了);也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它使人觉得社群总是仅仅由部分人,在排除他者的基础上,组成的一个人群。即使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结合(holds)”在一起,这(即上述的组织方式——译注)不是安娜和她的朋友们结合(held together)的方式。如果他们的结合是“社群”,那么,那也只是一个最松散最不稳固的意义上的“社群”。尽管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许,它也是最深刻最原始意义上的社群——基于对未来和他者的到来保持开放的承诺。安娜与其混杂的朋友群互相说“是”;对即将到来的未来(future-to-come)说“是,是”。在同样向新起点(beginning)开放的结尾处她写道,“其他人都睡着了”,

而我则坐在楼下,在厨房里,试着设想我的前路。我无法想象。我甚至不能开始思考,想想那边会发生什么。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这简直就和什么也不会发生一样,这就好像,生在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世界……此时,我唯一要求的,仅仅是再多活一天的机会。我是安娜·布鲁姆,你们的老朋友,她来自另一个世界。一旦抵达我们前往的地方,我会试着再给你写信,我承诺。(《末事之乡》,187-8)。

    当然,以承诺结尾的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结尾的最后一个词是莫莉的“是”,尽管德里达还指出(在《尤利西斯留声机》中),“是”在小说中出现了几百次。“是”不仅仅是莫莉说的话;它也是乔伊斯的——也许,是他的签字(signature word),如果不是他的签名本身,至少也是其签名的效果之一。每个签名,都试图把当下托付给未来,说,“我生产于某个当下,这个当下现在已成为过去,而且,在即将到来的每个当下,我将保持我的存在(what I am),如我习于确证的事物之真理一般”。但问题是,承诺不成其为承诺,除非它被重复,一次又一次。“你不能说而不说是,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伪造签名实在是太容易了。

    通过压制可重复性的运作,每个签名都把自己装扮成纯粹的起源。某种程度上,它只说一次“是”。但这(我们知道)不能算作使某物成为承诺的充分条件。承诺永远不是一次性的。总是先有承诺,原初性(originary)的“是”,但从来就没有过在这样的承诺——从一开始就充满完满(plentitude)和存在/在场(presence)意义上的,源始(original)的“是”,以致一切对它的重复,仅仅可能,而非必要。重复起源的“承诺”(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仅仅是进行复制,而不是再认证(confirm),再认证——就好像再次承诺,好像每次说“是”你都“出生在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世界”。如果你要使一个诺言真正成为诺言,你就得继续反复许诺。你最初的确信(originary conviction)的一切力量要求,一旦你说出“是”,你就得坚定地一次又一次地说是。悖论在于,真正虚伪(false)或虚假(fake)的承诺,将是试图把自己伪装成起源的承诺。

    无论如何,事情会更糟,因为你怎么能说,你今天真心许下并意图遵守的承诺就一定能被遵守?你怎么能知道,结果你的承诺成为一个开始?承诺本身和你的确信程度都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什么。当我们许下承诺,我们承诺某种开始。“可谁知道呢?”德里达问道,“我们会看到”(《维拉诺瓦圆桌》,27)。

    那么,“真”“假”承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决定的(undecidable)。我们甚至也不能说,对一个承诺的重复或在肯定将证明它为真,因为完全没有真正的信念却机械地重复某种东西,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当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我不愿意”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说“我愿意”。因此,仅仅重复承诺或“是”是远远不够的。“你可以像鹦鹉一样说是,是”,德里达指出,“对原初性的技术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对活生生(living)的起源的一种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就为它自己的机器幽灵(mechanical ghost)所缠绕。第二个,将不得不再次开创(reinaugurate)或重新发明(reinvent)第一个。”(《维拉诺瓦圆桌》,28)。正是在这里,德里达看到“是”的结构(structure)与签名的结构之间的某种联系,尤其是在乔伊斯那里。因为,如果“是”是乔伊斯签名的效果之一(对德里达来说,签名不可还原为某个本名;它标记出像文本异质(idiosyncratic)或特殊的“组织(weave)”、作家“风格”那样的东西),那么,再次开创或重新发明“是”的工作,就必须由他者来完成,在对乔伊斯书写的阅读和阐释中完成。这些解读中的每一种,都属于乔伊斯学这一轻率(giddy)的事业,起着“反签名(countersignature)”的作用。但是,并不是说,之所以乔伊斯的签名必须被他者反签名,是因为乔伊斯已经去世并且不再能说“是”;这是因为,即便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书写,也是在他的缺席中,才得以流通(circulate)。相反,从一开始,他的签名就只能通过对托尼·斯维提斯(Tony Thwaites)言下的,以它与他者(其他签名,其他写作方法,其他文本)关联的方式进行的“绕行(detour)”的穿越,而显现为只属于他的事物(emerge as his alone)。他“源始(original)的”签名,总是已经成为某种反签名。“乔伊斯的著作,将永远与签名问题有关”,斯维提斯写道,“授权(authorization)、要求(claim)、谱系(filiation)、继承(inheritance)、权利(right)的签名:这些事物不需要保卫以免受到他者的侵犯;相反,只有这种对他者的绕行(in)并且通过他者,签名才能提出(make)这样的要求(claims)。”(《此时》(temporalities)26)。尽管,对普遍的签名结构(我们可以说,每个源始签名都只是原初性反签名的一种效果)来说,这可能是对的;关于乔伊斯的签名,德里达特别感兴趣的,却是这样一个现象:乔伊斯的签名看起来对关于它可能说的一切,都有着先行的预感(anticipate)。就好像他的签名包含(incorporate)一切可能的反签名,仿佛在书写中,乔伊斯找到某种预见(incorporating)未来的方法。这,就是他的写作“方法(way)”么?,就是他的签名么?这,就是其签名对自己是起源的声称么?

    这绝不是在暗示,乔伊斯的书写不可解构或充满了在场/存在。因为,尽管德里达认为,关于乔伊斯,要说任何的新东西,那些乔伊斯自己没有对它们说过“是”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不是说,德里达认为乔伊斯的书写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但这也不是说,德里达认为,乔伊斯“自己”——作为意向(intentional)、心理的存在——曾经对组成著作的关于风格、意义、暗示(allusions)、能力(competencies)等有所认识。毋宁说,他的书写——乔伊斯的签名——对一切事物说“是”。它不需要被反签名。

    因此,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每个签名都渴望被视作绝对在场的符号,它不能被翻译;而另一方面,它又总是要向外延伸,触及(对此签名的)证实(reach out for confirmation),以及他者的反签名。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必须书写,我们必须签名,我们必须以不可翻译的标记(marks)带来新的事件——这是疯狂的召唤(frantic call),是从要求那里要求(yes)的符号之悲苦(distress),对某个反-签名恳求的命令(pleading injunction)”(《尤利西斯留声机》,283)。无论如何,在乔伊斯那里,“任何其他的,任何其他签名独特的新奇性(novelty)”都已经得到先行的预感(前引书)。因此,除对乔伊斯说“是”外,我们别无选择,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他(乔伊斯)强迫我们说“是”。但与布什政府试图让我们对入侵伊拉克说“是”的强制性(coerciveness)相比,这只是一种戏谑的(playful)(或民主的)强力(forcefulness),前者的结果将是,把伊拉克变为末事之乡。谁会愿意对此说“是”呢?而谁,又会就此打住呢?(参见以下词条:延异[DIFFERANCE],处女膜[HYMEN],意向性[INTENTIONALITY],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尼采[NIETZSCHE],邮件隐喻[POSTAL METAPHOR],幽灵性[SPECTRALITY],增补性[SUPPLEMENTARITY]。)


[]译自路西:《德里达词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7页。

[ 本帖最后由 Levis 于 2009-3-4 22: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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